●沈铱

　　今年恰逢我曾伯祖父沈钧儒先生诞辰150周年。回望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已是56岁的年纪。这场战火深深触动了他，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烈场景，让他深受感染。他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洪流之中。

　　他积极鼓励并支持上海法学院的学生投身抗日救国工作，例如支持“上海法学院社会科学社”派代表参加由上海19所大专院校学生发起组织的“上海大学生联合会”。同年9月25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痛陈国难，认为日本侵略使国家尊严扫地，痛苦堪比亡国，同时他也对学生运动提出了中肯建议，认为停课哀悼应有期限，最终目的在于研究挽救办法。同年10月27日，他与长子沈谦一同署名，与其他200余名教授联合致电国民党“宁粤和平会议”委员，明确要求准备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并尊重人民权利。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迅速组织上海法学院师生及其他院校学生组成学生义勇军，投身救护伤兵、慰劳将士工作。他多次亲赴前线慰问将士，参与上海律师公会募捐。他还搜集日军暴行证据，编印成册揭露日军罪行。

　　同年1月31日，他联合上海81个救国团体，共同组建“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而奋斗，点燃上海各界救国热情。联合会开展抗战募捐、宣传等活动，开设难民收容所，创办刊物。他积极发表宣言和通电宣传抗日主张，如与章士钊等联名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制定对日持久战策，联合会也多次发表宣言，激发民众抗日斗志。

　　3月，国民政府准备与日议和，他代表救国联合会会晤谈判代表，坚决主张日军不撤不谈，但5月《淞沪停战协定》仍签订，他立即发表宣言反对并提出原则。

　　他还多次领导“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活动，将救亡行动转为群众运动，极大激发民众抗日热情，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民主政治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动展现了他坚定的爱国立场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企图分裂华北。民族危亡之际，他与邹韬奋等七位进步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此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齐聚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主张超越党派阶层，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工商界、学生及工人阶级。他奔走演讲，揭露日军侵略野心与国民政府妥协政策，宣传爱国思想，强调团结御侮。

　　救国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中共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度契合。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主动与中共代表多次接触，深入交换意见，并公开表示坚决支持中共的主张。他的言行不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激发了强烈的共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也促使国民党内部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认识到团结抗日不仅是民心所向，更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这种跨党派的共识，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救国会的活动触动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的神经。他们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为对其统治的威胁，开始对救国会成员进行打压。1936年11月22日晚，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突然在上海逮捕了他和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身陷囹圄，却在狱中展现了非凡的气节与智慧。作为年长且具精神领袖地位的沈钧儒，始终保持着乐观与坚定。面对法庭，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用“爱国何罪”的铿锵之语回击国民党当局的诬陷。“七君子”坚强不屈的斗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使“救国无罪”的理念深入人心。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沈钧儒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继续领导救国会工作。他始终秉持坚持抗战、维护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的坚定立场，与各民主人士密切合作，为推动抗战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时，他虽然是主要创议人之一，但并没有立刻率救国会加入。这并非犹豫，而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他和救国会同中共关系密切，为了避免过早引发国民党当局的打压，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直到1942年，时机成熟，他才率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民盟的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里，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

　　沈钧儒用行动有力地证明了爱国不分党派，救国必须团结。这种为了民族大义而超越党派界限的精神，也为后来他带领民盟逐步放弃中间路线，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最终建立起巩固的爱国统一战线，埋下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伏笔。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曾伯祖父沈钧儒先生在1945年9月写下的一首诗：“歌颂今逢胜利年，官厨行炙杂芳鲜。前方血汗农家泪，愧对当筵食万钱。”这首诗，既是对胜利的礼赞，更是对历史的警醒，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胜利的代价。

　　（作者系沈钧儒先生曾侄孙女、民盟经信委员会经信总支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