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抗战时期，民盟作为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始终坚定维护团结抗战，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宣扬抗日之声，力主实行民主政治。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刊发三位盟员撰写的专题文章，一同回顾民盟为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

　　●吴原元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争的结果。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盟作为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盟是团结抗战的坚定维护者

　　1938年，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部分毕业学员作临别讲话时，提出了“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一著名的抗战公式。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并掀起反共高潮，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黄炎培即言，“欲求抗战的胜利，须得每一个人努力于抗战条件的增进，最重要的胜利条件是什么? 就是全国一致精诚团结”。面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1939年10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其成立初衷即“鉴于国共不协，隐忧实大”，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止内战”。

　　1941年，面对“皖南事变”引发的国共危机，黄炎培指责国民党“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沈钧儒认为“任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都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呼吁“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发出谴责国民党分裂行径之声的同时，要求“国民党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与此同时，他们以参政员名义奔走于国共之间展开斡旋。在中共的坚决斗争、民主党派的调解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 蒋介石承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共关系趋于缓和。有感于“眼前最切之要求为加强国内团结”，黄炎培、张澜等人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伊始的民盟，即将“加强国内团结”列为其十大纲领之一，并为之奔走呼吁。

　　面对敌强我弱的抗战现实，只有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时期民盟始终努力沟通国共歧见，化解国共矛盾，推动国共合作。民盟是团结抗战的坚定维护者，此亦是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民盟是抗战宣传的重要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国内不少人持悲观论调。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国人更是被悲观主义所笼罩。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的抗战意志力面临巨大的考验，让民众始终葆有抗战意志与必胜信念，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

　　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非和平即亡国”的言论，之后又称国民政府应以日本所提三原则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对于汪精卫的公开叛国投敌，民盟先贤予以强烈谴责。1939年1月3日，张澜会同黄炎培等发表《讨汪通电》，称“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同年9月2日，在接受《新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卫，“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胡愈之接连发表《谨防疫病》《“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呼吁国人与妥协投降的逆流展开坚决斗争。正是在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方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10个月后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案》。

　　与“妥协投降论”斗争的同时，民盟先贤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宣传抗日与民主。1938年7月7日在汉口创刊的《全民抗战》，系由沈钧儒主持的《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而来，其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为宗旨，注重贯彻“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基本主张；1944年12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民主周刊》，大力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思想。除此之外，民盟先贤还以笔为武器，坚定民众抗战的信心。1938年，沈钧儒在《血路》上刊发《如何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阐述全民团结抗战的要义；1939年，潘光旦先后发表《抗战的民族意义》《抗战与选择》，阐述坚持抗战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

　　民盟先贤对于中共的积极抗战亦不断予以宣传报道。胡愈之阅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深感此书价值之大，遂四方奔走，组织翻译，并为出版此书专门成立“复社”。在其努力下，中译本不到四个月即问世，并取名为《西行漫记》。曾担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就中译本的出版如是言道，“《西行漫记》的出版打破了国民党10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诬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1944年夏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延安。在延安的一个多月，他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上以长篇通讯的形式全方位介绍陕甘宁边区。连载结束后，即以《延安一月》为题结集出版单行本。毛泽东读后称，“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1945年7月，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回重庆后，他写下《延安归来》，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此书以“延安归来答客问”和日记摘录形式记录延安见闻，成为大后方备受瞩目的畅销书。

　　抗战中的民盟先贤以笔为武器，为坚持抗战鼓与呼，鼓舞民众抗日信念；与此同时，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使其为国统区民众所了解，与中共抗日主张相呼应，由此放大抗日之声。就此而言，抗日宣传是理解民盟在抗战中的贡献所不可忽视的又一重要维度。

　　民盟是民主抗战的生力军

　　早在“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而如果“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社会变革是保证民族觉醒的激励机制，是持久抗战的动力所在。没有社会变革的有效进行，就无法形成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坚强意志，持久抗战只能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实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因此，抗战与社会变革同步同向成为包括民盟在内的中间党派的普遍期待与追求。

　　早在成立之始，救国会就提出实行“民主制度”和“救国政策”。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其政治主张为“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光明报》在社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中明确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旨在通过言论与理论“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因为“只有民主势力培养起来，才能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正是基于对民主与抗战关系的认识，民盟始终以推动民主为己任，投身对民主的追求之中。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民盟先贤即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1941年11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 民盟参政员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43年9月，面对蒋介石所作的“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的许诺，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结束党治”；1944年5月, 民盟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尖锐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国家“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共所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民盟予以积极的回应。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对于中共的这一倡议，章伯钧慷慨陈词：“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对于中共与民盟的呼吁，蒋介石声言，“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 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对此，民盟发言人提出“国民大会开会之日，应即为国民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民盟在《对时局宣言》中，更是要求从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政治性会议,“务使最短期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餍民望！以利国家！”

　　张澜曾言：“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说，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如其所言，抗战时期的民盟或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或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在国统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民主运动高潮，因此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由此而言，民主既是民盟的追求，亦是理解民盟抗战贡献的重要维度。

　　80年后的今天，抗日的硝烟早已散去，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家园，民盟以“宁为玉碎”的决绝共赴国难。我们应接续民盟先贤在血与火中所淬炼出的信念之光与担当精神，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