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晨报》物候日志专栏作者 岳 强

　　药食同源，诞生了药膳；“香药同源”，形成了和香。中华香文化从诞生伊始，就通过不同形式的香品，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从最初的香料散烧，到佩香、香囊、涂香、印香、香丸香饼、墨香、香露、香珠香牌、线香、盘香、塔香等香熏制品应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香丸就借鉴了中医药膏丹丸散方剂中的药丸制作技艺，多数香丸方是以炼蜜和合而成。

　　以香丸为代表的传统和香是中国传统用香方式成熟的标志，也是传统制香工艺技术中的核心技艺，它是由多种香药经过不同比例的调配制作，使香药性味中和作用后，所形成的具有独特气味个性和使用价值的香品，这也是“香药同源”的典型代表。南朝史学家范晔所著《和香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和香的著作。“汉建宁宫中香”则是目前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最早和香方。

　　建宁（公元168~172年）是汉灵帝刘宏的年号，距今约1850年。据明代周嘉胄著《香乘》四库版卷十四《法和众妙香》所载“汉建宁宫中香”香方为：黄熟香四斤，白附子二斤，丁香皮五两，藿香叶、零陵香、檀香、白芷各四两，茅香二斤，茴香二斤，甘松半斤，乳香一两（另研），生结香四两，枣半斤（焙干）。右为细末，炼蜜和匀，窨月余，作丸或饼爇之。

　　此香方中的黄熟香按照丁谓《天香传》中海南沉香分类法“四名十二状”，为四名之一，特指不沉水的沉香。

　　“汉建宁宫中香”的香方以黄熟香为底料基香，辅以白附子、丁香皮、藿香、零陵香、檀香、白芷等使香韵丰富厚重，有药香的气韵，定香剂则选用了茴香、甘松和乳香，会带有一点树脂类香料所产生的异域气息，此香以炼蜜为粘合剂，和合成品即为香丸。

　　从性味上看，以辛甘为主。从归经上看，以入胃脾经为主。从功效上看，以行气理气，止痛定痛为主。从香型上看，是以沉香为底韵，带有药香的浓郁香型。其气味仍是以沉香为主调略带药香，而不是药味为主香气为辅，颠倒主次。“香药同源”对于香文化来说，必然是香为主，药为辅。

　　从出土文物与古籍文献中看，汉代“香药同源”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在辛追夫人的棺椁里出土了四只香囊、一只香枕，所用香料有“佩兰、茅香、辛夷、杜衡、桂皮、藁本、花椒、高良姜、姜”这九种。考古专家认为：“虽然出土的药物已经碳化失去功效了，但鉴定出的几味药材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含有挥发油类的中草药，可以用来防腐保鲜。”正因如此，有专家猜测这就是千年女尸保存不腐的奥秘。可以证明的是，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已会用香药保存尸体。其实，中式餐饮中的卤肉不用添加防腐剂也不会变质腐坏的原因，也与所用香料有很大关系。

　　在古代地理方志《三辅黄图》卷三中载：“椒房殿，在未央宫，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汉代宫廷建筑中的后宫椒房殿，用花椒和泥涂墙，从实用价值上言，具有防虫蛀和营造室内暖香的功效，对女性生育能力而言是有好处的。这与重阳节时，传统民俗佩戴茱萸囊有着相似的用香思路。

　　唐宋时期，医药文献中所记载的具有治疗和保健预防价值的香方散见于《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著作中。特别是在预防和治疗瘟疫方面，香药的作用尤其重要。

　　明代传染病学大家吴有性辨明“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募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创立“戾气”病因学说，著《瘟疫论》。清代乾嘉间名医刘奎在著作《松峰说疫》中大篇幅的记载整理了历代对于瘟疫的外治疗法，其中“避瘟丹”一方，至今仍是预防呼吸道流行疾病的有效香方：茅苍术、乳香、甘松、细辛、芸香、降真香（等分），糊为丸豆大，每用一丸焚之，良久又焚一丸，略有香气即妙。

　　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系统传承性，和各文化子系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香文化与传统中医药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自古即有“香药同源”之说。首先，传统合成香品所用的香料基本上都是药用本草。其次，很多香品本身具有实用的药用功效。从香文化的角度而言，首先气味要能具有让人愉悦的“香”气，而不能仅仅是药味，这是与中药本身的本质区别。

　　中华香文化，如一缕青烟，穿越千年时光，至今仍熏染着神州大地。它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又融合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其“香药同源”的理念则是将国香的文化价值与药用价值完美合一，成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享用这一缕馨香。

　　（作者系民盟上海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