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原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1948年后，随着三大战略决战的胜利，如何团结社会各界建设新中国，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筹划与思考的首要问题。披览《毛泽东年谱》中有关1949年1月至9月的内容，其中有大量中共围绕新中国成立开展统战工作的记录。籍由这些记录，一方面可让我们对于新中国成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另一方面亦可籍此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开展统战工作的方法之了解，以为我们当下统战工作之开展提供有益的镜鉴与启示。

　　以诚相邀 群贤毕至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出席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6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毛泽东专门为该报题写祝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6月28日，在给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崭新的、光明的新中国之诞生与建设，不是一个党派所能达成的，需要凝聚社会方面的力量。为此，毛泽东特别重视团结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以争取广泛支持。在北平行将和平解放的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6月19日，再次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8月28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亲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

　　遍览《毛泽东年谱》中有关1949年之记录，可发现他与诸多社会贤达和各界代表人士都有书信往来。在书信中，毛泽东都至诚邀请他们前来共筹新政协之召开，共商国之大计。1月22日，毛泽东即分别致电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嘉庚。在给司徒美堂的电文中，毛泽东如是写道，“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行，以利进行”；在给陈嘉庚的电文中亦同样诚邀其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上，参加会议。”1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李济深，称：“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位民主人士联名电贺这一伟大胜利，毛泽东在2月2日和朱德联名的复电中称其“极感盛意”，并期盼他们能尽速到达解放区，“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6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指罗隆基）准备来平，极表欢迎。”8月18日，致电阿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8月19日，毛泽东复信江庸，称“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8月30日，毛泽东致电程潜：“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9月5日，他在给陈明仁的致电中即称“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

　　细心接待 悉心听取

　　中共领导人在开展统战工作时，极为重视方式方法，特别是以诚待人，以情动人。2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与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的电报稿中，特别指出，邵力子等到北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姗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9月4日，当程潜要北上时，毛泽东专门函告周恩来、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七日晚十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和宴请程潜。由此可见，毛泽东等人在开展统战工作时细心之至。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开展统战工作时，不仅仅是注意方式方法，关注细节，以情动人，更是谦虚请教，悉心聆听。3月10日，毛泽东在给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和章伯钧的复电中即称，“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8月13日，毛泽东在和朱德联名给陈明仁的复电中亦称，“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 9月3日，在就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致饶漱石的电文中，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与各界代表人物接触交流中，如有合理的意见，中共极表欢迎，并悉心听取。9月22日，董必武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就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时如是介绍道：“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各界代表会议。8月19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文中即如是指出：“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为此，他特别列出六条具体规定。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的电文中特别重申，“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

　　之所以如此强调和重视各界代表大会，是希望籍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在9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文中，毛泽东亦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凝集人心 汇聚力量

　　5月1日，毛泽东与柳亚子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在交谈中，柳亚子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毛泽泽还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之所以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统战起到无法取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就统战工作如是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正是凭借这一法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光明的新中国。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我们更加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把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好，把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好，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