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原首席记者 俞亮鑫
前几日,我在上海报业大厦大厅观赏了“九六拾贝——新民百年报史馆藏品展”,看到了赵超构、束纫秋、冯英子、张林岚等老报人当年留下的笔墨和书稿。巧的是,民盟上海市委也约我在这栋大楼里,对报社的民盟历史进行“口述实录”。我谈到了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林放)、副总编辑冯英子、副总编辑张林岚(一张)和副刊部主任吴承惠(秦绿枝)等,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辈,也都是撰写新闻评论的名家。
初见老社长赵超构,还是1980年秋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当时,他和老总编束纫秋、冯英子、张林岚等新民晚报老报人都在这里编《辞海》。这是一座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花园别墅,也是文物保护建筑,早年是邬达克设计的何东公馆。由于这些老报人都云集于此,这里也就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新民晚报》筹备复刊的“大本营”。我也在这里工作了大半年。
老社长是中国新闻界泰斗式的人物,他知识渊博,对《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典籍很熟悉。我边说边想起了一些往事,有些事还是听老报人讲述的。虽然只是些零星点滴,浓缩的却是一位报界大师令人尊敬的品格……
“眼睛向下,为民讲话”是老社长的办报原则。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被迫停刊16年后复出,广大市民奔走相告,竞相订报,由于供不应求,需要拿到订报单才能订阅。
72岁高龄的赵超构在这张“复刊第一号”的头版上写下了《复刊的话》,由于当天他要外出,就把此稿交给了副总编辑张林岚。张林岚当时觉得文中“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两个“百姓”有重复,便改成“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没想到,赵超构回到报社看到改动后,竟然发火,板起脸来责问:“这个字是谁改的?”与赵超构共事、深交50年的张林岚还是首次见到他这般大动肝火。张林岚说:“原来,他这个‘百姓’是有道理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说报纸要关心百姓疾苦,为人民讲话。”熟悉赵超构的人都知道,眼睛向下,关注底层百姓生存,是他一生的追求。其实,这也真正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抗战时的重庆,年仅30来岁的赵超构就以同情底层民众而著称。有个小偷光顾他家,偷去他一月薪水,但他却反而为被生活所迫的小偷着想,并写道:“请不必为此事而难过……但期于你有雪中送炭之益。”随后笔锋一转,鞭挞起制造贫富差别的权贵们。社会对车夫不公,他替车夫讲话;对摊贩不公,他为摊贩直言。晚年的他,依然喜欢坐在溧阳路弄堂口乘凉,倾听百姓呼声。
“九六拾贝”报史馆藏品展中有《延安一月》一书,它是赵超构1944年轰动一时的代表作。据老报人回忆,迫于美国压力,蒋介石勉强批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但要求“只参观不报道”。国民党同意赵超构去是因为他耳朵有点聋,说的又是难懂的温州话,认为他难以采访。但谁也没有料到,返回重庆后,赵超构竟在《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先后81天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计有10余万字,写毛泽东,写共产党,写一个真实的延安,让新闻封锁下的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
《延安一月》出版后,半年不到3次重印。经济学家吴敬琏父母是《新民报》创始人,他15岁读到《延安一月》时非常激动,他说:“非常光明的一个社会在中国出现了,虽然这个地方很小……我当然非常向往这个地方。”这篇报道改变了他的人生。
同时,赵超构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派专机前往香港接送爱国志士,不料,专机载回的却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和几只哈巴狗。国难当头,洋狗升天,赵超构愤怒地写下时评《洋狗乘机辩》,但遭当局查扣,致使《新民报》当天的版面“开天窗”。这样的时评赵超构先后写了3000余篇。1947年5月,上海《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
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又被当局下令“永久停刊”,当时作为总主笔的赵超构也上了黑名单,只能被迫避走香港。
因写了《延安一月》,赵超构成了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评价他“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赵超构进行了长达10多小时的深入交谈。他先后受到了毛泽东7次召见。这么深的交情,也让赵超构顺利地将《新民晚报》带入了新中国,使之成为中国大陆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1957年“大鸣大放”,爱说真话追求真理的赵超构以一天一篇短文的巨大热情投入了鸣放,写了100多篇时评文章,批评了不少社会现象。其中有篇《先锋何在》,批评新闻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锋。毛泽东拿着《新民晚报》说:“内容相当尖锐。”但毛泽东又在保他,说:“但文笔比较客气。”
他的挚友巴金说,最早向他提出“讲真话”的是赵超构。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赵超构向他约稿,巴金说,他一向写不来“应景文章”。赵超构说,我不出题目,你想写什么、怎么写都由你,只要讲真话就行。正是赵超构的这句话,引发了巴金“讲真话”一系列文章的产生。
赵超构尽管经历风雨,仍坚持“讲真话”。1982年晚报复刊后,赵超构以“林放”为笔名,锐气依然不减当年,我们都叫他“老将”。《江东弟子今犹在》《“报忧”不是“抹黑”》《再说“诤友”》等观点鲜明,振聋发聩。这是他生命的最后10年,其杂文愈发炉火纯青,既有锋芒又有内涵,尤其是那真话中闪烁的真知灼见更让人警醒,这也成了他一生笔耕的高峰……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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