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 罗英

　　已是初秋的9月。回望今年8月那热得发昏的上海书展，一切仍历历在目，余味绵长。我与往年一样，挂着工作证穿过热浪中排起长队的人潮，踏进冷气充足的展厅。就在那冷热交替的一瞬间，有些恍惚——21年的光阴，就这样悄然流转而去。而如今，我已然成为出版界“最年轻的退休老编辑”。

　　今年，我特意去看了“20年上海书展回顾”特展。墙上一张张历年影像，定格下无数值得铭记的瞬间。前11年，我任职于上海一本本埠画报，每年9月刊我们都会预留大量版面，记者编辑通力协作，推出上海书展专题。作为月刊，纸媒的传播时效固然是短板，但“马后炮”亦能别有洞天——尤其是那些定格了精彩瞬间的摄影作品，直观地记录下每年书展之“最”：最火爆的签售场面、最具仪式感的阅读之夜、最拼的参展方、最美的书店陈列、最长情的读者、最清凉的“文化避暑”胜地……作为一名亲历者，我深知，用镜头捕捉书展的盛况，远不止于记录，更是一种深度的文化叙事与情感存档。镜头所记录的，不仅是人潮，更是一个时代的阅读风貌。它们共同拼合出一幅“21世纪中国人的阅读图景”。那不只是一种工作，更是一场场深情的回望与致敬。

　　而后10年，我从“马后炮”变成了“马前卒”，转型成为图书编辑。书展于我，不再只是一场盛会，更成为全年工作的重心、资源整合的舞台、成果验收的战场。我的一年，几乎是绕着书展时序倒推规划的：“书展前”蓄力筹备，“书展中”全力奋战，“书展后”总结沉淀。每年9月，我们就要复盘本届得失：哪些书反响好？哪些活动效果佳？明年方向如何？据此初步选定重点书目，储备“王牌作者”，确保来年书展有重磅作品可推出。

　　每年8月的书展，我总笑说是“编辑们打了鸡血的一周”。大家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满腔真情。书展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喧闹的营销，而是人书相遇的真诚、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作为编辑，对书的热爱、对作者的尊重、对读者的真心，才是所有策略与运营的根基。

　　每年，我都会在社里的展位遇见许多熟悉的面孔——我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职业，但认得那一张张笑脸，知道他们是出版社多年的忠实读者。常见他们怀揣着书排队等候签售，眼中闪光，兴奋难掩。若是见到心仪的男作家，还有人会大方地搭肩合影。一时间欢笑声四起，展位气氛热烈如节庆。

　　今年，老友依旧，温暖相逢。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位老读者。他刚享受到拆迁红利，原本50多平方米的小屋换得700多万元补偿，在闵行买了90多平方米的新家。他骄傲地说：“终于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这些年在书展买的签名本，也可以大大方方‘见光’了。”搬家之后，还剩200多万余款，他大手一挥，笑声爽朗：“以后书展上再贵的书，我也买得起了！”得知我即将退休，他惋惜地喃喃：“怎么明年就见不到你了呢？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次书展，让我深深体会到何为“活到老，学到老”，何为“只争朝夕”。以一个告别者的视角，我清晰看见时代在书展中投下的光影：AI与出版的“初次拥抱”、“纸电同步”的主流化、社交媒体打卡与深度阅读的并行不悖……上海书展，早已超越图书交易的范畴，成为一个文化坐标、一面时代之镜，映照出读者、出版人与书之间灵动而深厚的关系。

　　我的职业是编辑，但骨子里，我更是一个读书人。常想起古人之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世上真有人读破万卷吗？据说，清代学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15000余卷，自称“读书五十载，破万卷”。当代哈佛教授丹穆若什被帕慕克称为“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人”。而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一生读书4000余种，自记书账9000多册，藏书13000余册——从1912年至临终前，他购书花费约12000元，约占收入一成，是家用和购房之外的第3大支出。

　　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或也可谓“著作等身”——只不过，我的名字是印在版权页的“责任编辑”一栏。编辑，或许是天下最形而上的职业。21年的书展生涯，犹如大梦一场。梦醒时分，我不再是编辑，却永远是一个读者。出版的职业身份或许已然终结，但与书相伴的人生，从未结束。那张工作证，我会一直珍藏。它见证的不仅是我全部的编辑生涯，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与不变。

　　人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乐此不疲。我与书的故事，正翻开下一章节。

　　（作者系世纪出版集团委员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