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原元

　　偶翻《上海盟讯》第四期（1949年7月23日），发现其第二版所刊的一则报道颇引人注目，其标题为《关于盟史的几点说明——罗隆基同志在平提供》，编者在按语中称，“北平《光明日报》七月十二日第三版上，载有本盟史略一篇，因与事实稍有出入，罗隆基同志特去函说明，次日即在原报披露。记者以其有关本盟史实，或可供同志参考，特将原函抄录如下。”笔者目力所及，此可谓民盟历史上关于盟史书写的首次争鸣，别具意涵。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其详加考释，并加以省思，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民盟历史的书写与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争鸣与考释

　　1949年7月12日，刊于《光明日报》第三版的《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光文），不仅将统一建国同志会列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前身，更将救国会列在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之首，这样的书写无疑蕴含着书写人的政治倾向，折射出当时民主党派自觉的政治站位意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亲历盟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罗隆基，在阅读到《中国民主同盟》一文后，其反应可谓迅速之至。《光明日报》刊出的第二天，他即以《关于盟史的几点说明》（以下简称罗文）为题专函更正该文所存在的出入之处。

　　无论是光文还是罗文，都是对盟史的回忆。正因为如此，二文之间存在的相出入处就颇值得关注。就两文文本进行对勘，可知二者不相一致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否为民主政团同盟之前身。罗文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并非民盟的前身组织”，因其为“蒋介石所拒绝”，“根本并未正式成立”；光文则认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罗文以统一建国同志会未获蒋介石之同意而否认这一组织之存在，其理由有些牵强。全程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筹建的梁漱溟，在《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就“同盟之前身”写道：“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发起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月间，订有信约十二条，曾邀当局谅许成立。余于《我努力的是什么》（发表于香港《光明报》）中记其事，今不再详。同人因感于其组织松散，且未能强调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组成同盟。同盟实即由同志会改组而来也。”

　　其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参加者。光文称“先后参加者有救国会、第三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东北革命同志会、国社党（后改名民社党）、青年党、及个人盟员如张一麐、柳亚子、张澜等”，且将救国会列于参与者之首。对于光文所列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罗文予以认同，但认为“张一麐先生从未正式签字参加民盟，柳亚子先生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才参加的”，对于将“救国会”列于参加者之首，尤为不认可，称“救国会和东北革命同志会，在民盟成立时期并未参加”。1961年，罗隆基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中再次予以否认，“在酝酿组织民主政团同盟的时候，发起人中有人认为沈钧儒同他领导的救国会太左倾了，于是决定暂时不约沈钧儒和救国会参加。大约半年多以后，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等亦被邀参加了。从此以后，社会上就认为民主政团同盟是代表三党三派的一个政治集团。”罗隆基的回忆应为可信，其亦为后来民盟历史书写者所采纳。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所编《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即称：“沈钧儒原为同盟的倡议人之一，但是因为沈钧儒所属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找麻烦，决定救国会暂不参加同盟，到1942年才正式加入。”

　　其三，民盟面临被迫解散的处置问题。“光文”在“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民盟”之句后，用明显超出其他问题书写之篇幅介绍民盟在香港的恢复重建。虽然“光文”对于彼时民盟领导人是如何处置民盟被迫解散只字未书，仅是详介民盟另一部分领导人出走香港，重建领导机构，发表宣言，但从中还是可以品味出书写者隐含着对于民盟被迫解散这一问题处置的不解或不满。正因为如此，作为处置民盟被迫解散的当事者，罗氏不仅指斥光文在书写民盟被解散时的时间错误，更详解彼时民盟中央领导人“从未接受解散整个民盟的条件”，且在国民党公布解散函件后发表“公开谈话，号召盟员继续为中国民主而奋斗”。时至今日，回看彼时民盟领导人对于民盟被解散的处理，我们应能理解，毕竟其关乎众多盟员之安危，正如张澜曾对叶笃义所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到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

　　省思与启示

　　由上述考释可知，亲历者的回忆录是书写盟史所不可或缺的史料。它不仅提供厘清相关历史事件的重要线索或为构建历史事件完整之图景提供拼接之图块，更为再现彼时历史场景提供在场者所独有的情绪和感受。披览有关民盟历史之书籍，无不仰赖于亲历者的回忆；我们所知的诸多生动鲜活的民盟历史掌故，无不拜亲历者栩栩如生之回忆所赐。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迫切需要对那些有故事的民盟人展开口述访谈，有些甚至需要“抢救”，以为未来民盟历史之书写留下必要的素材和资料，这是我们这一代民盟人所应担负起的使命与职责。

　　然而，我们亦应清醒地意识到，在书写民盟历史时，切不可对亲历者的回忆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亲历者的回忆存有记忆性失真或选择性偏差。以罗隆基关于盟史的回忆为例，其内容并不仅止于《光明日报》所刊之专函说明，1961年他还撰有《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在这前后两次回忆中，对于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会的签名者人数，前后回忆并不一致。1949年的回忆为“签名参加者共二十五人”，1961年的回忆则又为“由十七个人在重庆特园一个秘密会上正式签名成立的”。在1961年回忆中，罗氏对于盟史的回忆还存在其他与事实不相符之处。比如，对于1941年11月1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会，罗隆基在回忆中称由于国民党要员孙科等人向报界发表谈话，坚决否认存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样一个组织，为此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 “用了民盟主席张澜、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四个人的名义召集”，“请一批参政员开个茶会，冒着被压迫打击的危险，在重庆公开了民主政团同盟这个组织。”然而，黄炎培的日记却这样记述：“午，张君劢、左舜生招餐临江路俄国餐厅，到者五十人，为宣布民主同盟事。”由黄氏日记可知，本由左舜生、张君劢召集的招待会演变成以“民盟主席张澜、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四个人的名义召集”的“茶会”。

　　由前面的考释亦可知，盟史书写还需警惕价值立场的先行或过度放纵。在书写民盟历史时，必须展现“民盟与中共风雨同舟的光辉历程”，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然而，亦应注意平衡好“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民盟所以走向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并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因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彼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而存在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选择的历史”亦是民盟历史所应有的面相。民盟是在中国当时政治激荡的过程中，逐步地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与共产党渐行渐近，最终走向与国民党决裂、自愿接受共产党领导。如果能将这一进程以确凿的史料、鲜活的历史故事、生动的语言清晰地呈现出来，则不仅有助于向公众展现真实、有血有肉的民盟，更将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彰显其高洁的政治品格与高超的统战艺术。

　　简而言之，新时代盟史的书写与传承，实需高度重视访谈回忆，但不可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应“从矛盾的陈述中间”厘清历史真相；与此同时，还应正确处理“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在观照“历史的选择”的同时，以史学之技艺、文学之语言展现激荡政治博弈中民盟人“选择的历史”。“有真相的历史，有良知的知识”，应是新时代民盟人书写盟史时的追求所在！

　　（作者系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