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震林

　　建立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是当前文化工作的重要命题。如何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值得我们深思。

　　创作优秀作品需要人才队伍

　　文化，是一种创意行为。它与人相关，人的创意能力决定文化的创造等级。从某种意义而言，文化与人的关系远超文化与其他的关系，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人，它们是一种互文的关系。故而，在文化领域，人是核心的要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人才队伍极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培育造就的文化人才，一是“文学艺术家”，二是“文化文艺人才队伍”，二者形成了一种人才结构层次，既有文化名家，也有普通文化人才，且均有数量要求，构成一支文化人才大军。因此，如何建立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也就成为当前文化工作的重要命题。

　　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生态系统属于“软件”，但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中，它可能比“硬件”更为重要。文化生态良好，人才自会茁壮成长。如有些人成名早，年轻时即有过人禀赋，创造出了非凡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或许稍显稚嫩，甚至可能有些许的偏差，人们不应对其过于挑剔，而要容得下他们早早成名，也容得下他们作品的不足。热捧和棒杀都会使文化环境失去生态平衡，不利于文化人才的持续发展。有些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个性甚至狂狷之气，只要不离原则，当有宽容的心态。历史上，不少文化名人都有性格怪癖，自视清高，不太合群，或有惊人之语，但凡在公序良俗之内，都应该被接受。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也许就来自艺术家性格的多样性。有些人历经坎坷，大器晚成，甚至最后也没有成功，我们也要给予特殊的理解，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成功也同样值得尊重。文化人才有其成长的特殊规律，要建立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文化人才成长环境。

　　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演艺类艺术家周围都有一个“文士圈”，凡是表演文化繁荣的时代，都是表演艺术家与文士关系良好的阶段，由此催生了元代之元杂剧、明中晚期之传奇与昆曲、清末民初之京剧等艺术高峰。以京剧为例，梅兰芳身边有齐如山、冯幼伟、李释勘、吴震修、许伯明，程砚秋身边有罗瘿公、金仲荪、翁偶虹，荀慧生身边有陈墨香、舒舍予、陈水钟，马连良身边有邵飘萍。这些文士形成了强大的“生态圈”，襄助表演艺术家成为一代宗师。目前，体育冠军通常有专门的科研团队，知名艺术家也可以建立“科研团队”，这个“科研团队”或是自行组成，或是有组织的科研，协助艺术家不断地超越极限。影视明星身边不能只有助理和保镖，更多的应该是评论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其他门类艺术家也是如此。

　　自身建设系统

　　对个人成长来说，外因很重要，但内因才是根本的，文化人才应强化自强自律意识，进行职业生涯与精神品质规划。文化人才的成长路径是从技术到文化再到人格：技术指获得专业资格证，如没有过硬的技能，就没有资格从事文化事业；成为优秀艺术家则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成熟的心智结构以及正确的“三观”；而成为大师则需要人格的力量，道德、文章均为上品，充满人格的光芒。文化建设从“高原”到“高峰”，也需要文化人才的技术、文化和人格从“高原”走向“高峰”，尤其是从文化到人格殊非易事。许多艺术家非常优秀，但就是无法成为大师，其原因大多是人格修为不足。

　　体验生活是艺术创造的必经之路，但在产业化的裹挟之下，当下的演艺界对其的要求有所“退化”。有些明星像“空中飞人”，下飞机即演，演完又去赶下一个片场，不要说体验生活，就连台词都背不下来。体验生活应该成为文化人才的信仰，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应将体验生活作为艺术工作守则及创作伦理，始终不渝地加以贯彻。

　　拥有国际视野也是提升艺术家精神等级的必备要素之一，在比较中确立自己的艺术方位，在文明互鉴之中发展壮大，逐步建立中国文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人工智能不断介入艺术创造，成为重要创作助手，同时也改变着艺术的样态及传播方式，出现艺术新门类、新剧种、新片种的时代已经到来。高等艺术教育开始倡导学生要熟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能代替“0—1”阶段的原创，却可辅助“1—99”阶段的工作，熟练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将使其成为文化人才的得力助手。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将影响艺术家的未来发展空间。人工智能以网络语库为素材，目前的互联网中，英文语库占据绝大部分，中文语库不是很大。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绝大部分来自英文素材。这提醒我们，需要不断扩大中文语库，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能够自如地使用英语，将浩瀚无边的英文语库化为己用，转化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材料。国际视野和人工智能将助力文化人才尽快成长。

　　逻辑学素养也是艺术家品质升级所需。中国文化重视“申论”，量化分析稍显不足。从某种意义而言，当代艺术是一种课题研究，而非仅是传统的情感表达。它不仅与形式、风格相关，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各个维度；它如同计算机一样严密，有系统的测算以及大数据的审核，同时也需要经得起辩驳，甚至是对立的批评。故而，中国艺术家需要补上逻辑学这一课，言必有据，据必可查，查必有实，文化人才需要具有这样的思维。

　　评价评论系统

　　工作受到监督是职业生涯的常态，艺术家受到评论的监督也是如此。创作者、评论者和接受者，构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在制衡中相互促进乃至升华。艺术家要习惯评论家的监督，只要这种监督是善意的，都是可以接受的。部分艺术家的心理较为脆弱，对外在的评价比较在意，对批评比较敏感甚至反感。文化人才要锻铸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明白艺术的批评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使之立体和厚重，要善于从批评中吸取营养和灵感。如果批评不多，说明自己的作品立住了，有缺陷和瑕疵，则修正和完善；如果多有批评之声，大不了从头再来。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应形成“亲清”关系，既很亲密，又很清白，是挚友，又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是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理想状态。

　　批评家不比创作者、接受者高明，也不是他们的附庸，应以第三方的专业力量对艺术创作和接受作出判断。在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中，优秀的评论家应该成为“战略科学家”，为未来艺术发展提供思想策源，故而评论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即是为值得研究的艺术家进行现实和未来的定位。评论家应对艺术家作品进行再创作和再发展，辨析它的价值，丰富它的意义，延伸它的内涵。如此，对于艺术家的成长是极有裨益的。我国文化管理部门曾提出，要建设更具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要求重整评价系统，使文艺评价归于正位，这对于激励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以及培育文化人才队伍，当是重要举措。以文化评价和评论作为杠杆，撬动高质量文化人才队伍的发展效率，任重道远，却又极为有益，值得深入推进。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民盟市委文化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