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帆

　　2026年，恰逢民盟上海地方组织建立80周年。回溯爷爷陈望道的一生，他既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也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校长任命书、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更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定实践者，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与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重温他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对“爱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团结包容的处世之道”精神的最佳诠释。

　　柴屋译《宣言》：一腔热血 传播真理

　　1920年3月，年轻的陈望道接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的一封来信，说《星期评论》社戴季陶要找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同时还捎来了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此时，刚刚经历过浙江“一师风潮”事件的陈望道，“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他说：“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3月，陈望道开始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考虑到翻译工作的安全性及尽可能避开各种干扰，他把翻译地点选在老宅外几十米远处的旧柴屋里。一块门板、二条长凳和一盏油灯就是所有家当。爷爷翻译的时候，铺板架在长凳上当桌子，休息的时候和衣躺在铺板上当床，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太祖母送到柴屋来的。

　　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过程中，陈望道遇到了翻译难度大、参考资料少、翻译时间紧和译文通读性要求高等多重困难，并且为了让译文更贴近普通人，还在其中加入了白话文修辞学风的精彩语句，希望译文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特色和当时的时代特征。“无产者”“阶级争斗”“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等译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精准传达了原著精神。就是这样，“花了比平时译书多五倍的功夫”，爷爷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4月底，29岁的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来到上海。他委托曾经的学生俞秀松将译稿带给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进行校对，然后他再根据各人的校对意见，进行译稿的修改并最终成稿。

　　当时经费十分紧张，陈独秀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筹措到了一笔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小型印刷所——“又新印刷所”来承印《共产党宣言》。

　　首版的《共产党宣言》封面是红色的马克思半身肖像，因为当时采用的是人工排版的活字印刷，对马克思主义及相关内容不熟悉的排版工人，将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第一版印刷了一千册，首版供不应求后，同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同样是一千册，但封面改为了蓝色的马克思半身肖像，书名也更正为《共产党宣言》。

　　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在1920-1938年的18年间重印了近40个版本。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在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要求他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都寄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学习《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传阅、热议，辩论，使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的重要基础文献。

　　1920年到1923年间，陈望道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参与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在一大召开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为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党建工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中共二大之后，陈望道辞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从一名职业的革命者转为从事革命文化教育的工作者。

　　杏坛育桃李：教育是万古长青的事业

　　“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这是陈望道一生的信念。陈望道的教育生涯起始于1919年留学回国后任教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陈望道经邵力子介绍出任复旦大学国文部教授，1923年陈望道受陈独秀委派赴上海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1929年冬至1930年，陈望道应冯雪峰和夏衍邀请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左翼文艺事业，培养进步艺术人才。其后，陈望道陆续在安徽大学、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等校任教，在作为一名教育者教育学生、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保护进步学生和掩护地下党员，履行着一名革命者的坚持和信仰。

　　在陈望道的教育生涯中，复旦大学是不可或缺的。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科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陈望道才得以把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两个系，复旦大学从此才有了新闻系。

　　1942年起，陈望道出任新闻系主任。1944年，为“充实新闻教学的设备和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他冒着盛夏酷暑亲自上街发起募捐，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朋友家臭虫很多的床板上，因为过度劳累，整整卧病了一个多月。1945年4月5日，中国高校第一座“新闻馆”终于落成,可直接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望道被陈毅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其后陈望道在复旦任职25年，直到去世，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

　　陈望道一生研究不辍，留下大量的学术著作，为中国文化和教育带来深远的影响。1932年1月，他出版了《修辞学发凡》，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兼顾古今的修辞学论著，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现代修辞学体系。他的著作《作文法讲义》，科学的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美学概论》更是填补了中国美学基础教材的空白，被丰子恺用作春晖中学的美学教材；《文法简论》系统描述了文法的规律、演变、体制等问题等等。1960年，陈望道被任命为《辞海》编委会总主编，他一改传统方式，以科学体系的编制方法确定词条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完成了《辞海》定型稿的经典版本。

　　盟内践初心：多党合作的赤诚守望

　　爷爷与民盟的结缘，始于1951年那个春暖花开的时节。经史良、沈志远两位先生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将多党合作事业视作毕生坚守的使命。彼时的他，是完成《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的思想先驱，是执掌复旦大学的学界泰斗，但在盟内同志眼中，他永远是那位谦和温润、循循善诱的 “望老”。

　　爷爷常说：“党派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像春风化雨般入心入脑。”

　　这份对信仰的执着，贯穿了他的盟员生涯。担任民盟上海市委第四、五、六届主委期间，他带领盟员围绕文教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即便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辞海》主编的繁忙岁月里，他也坚持每月抽出时间与盟员谈心，小到学术困惑，大到人生抉择，他都耐心疏导。凡是同他交谈过、接受过他帮助的同志都称道他做思想工作从不说教，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采用一种谈心的方式，劝说的方式，循循诱导的方式，丝毫没有那种批判的痕迹。因而，他在学校老教授中，在民主党派内享有较高的威望，大家都非常敬重他、爱戴他，尊称他为“望老”。

　　爷爷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不渝；正直不阿，容不得半点尘埃；资望很高、不事张扬；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却非常低调。他始终是一位既严肃又宽容的长辈，一位有个性又和蔼可亲的老人。无论是住、行、穿、用和日常处事，爷爷可谓为“不畏人言”的典范。

　　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因为兼任着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经常有外事接待任务，学校拟安排爷爷住入在复旦第九宿舍的绿屋。爷爷开始一直不同意，认为就他们夫妇和我父亲三个人住太浪费了，后来经组织一直劝说，也因为外事接待需要，1956年才由庐山村（复旦第一宿舍）搬来入住，但要求将他所主持的中文系语言研究室由校内迁入绿屋的底层，爷爷和奶奶蔡葵及我的父亲陈振新则分别居住在二楼和三楼。我父母结婚后为照顾爷爷住在二楼，哥哥和我出生后住在三楼。

　　爷爷出席各种会议常年穿着的都是一套褪了色的中山装，人有些消瘦却很矍铄。爷爷也有几件比较新的衣服，有春秋天穿的哔叽料的中山装，也有冬天穿的粗呢料的中山装和大衣，但都是在接待外宾或参加国家重要会议时才穿。复旦档案馆保存着我们家属捐赠的爷爷当年穿过的衣服，有六七成新的中山装和大衣。爷爷的穿着和日常生活用品极其简单，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是爷爷一生的形象。

　　尽管爷爷平时的生活十分节俭，但一旦遇到哪位教师生活有困难的时候他却会尽可能的去给予帮助。1965年庆祝复旦建校六十周年，为方便邯郸路南侧的学校教师及家属宿舍区来往学校，学校决定在邯郸路220号新建校门，当时核算的建设费用要两万多元，而学校只有一万元，爷爷听说后就拿出了他几乎所有的稿费和积蓄用于新校门建设。在后续校园绿化建设中，爷爷不仅提供了很多的设计思路，还自己掏钱买回来很多树苗，分别种在校园内和通向复旦的国年路的两旁。

　　爷爷临终前对我父母说：“我一生教书，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唯平素爱好读书，家中留有数千册图书，愿全部捐献给学校图书馆。”我父母遵照爷爷嘱咐，把他的书和书橱全部捐赠给了复旦图书馆，在馆内设立了一个望道书屋，集中珍藏爷爷捐赠的几千册书籍。

　　爷爷常说，他一生所做的两件事一脉相承：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传播真理，投身民盟事业是践行真理，“唯信仰与热爱不可辜负”，他的爱国赤诚、治学精神、包容胸怀，正是民盟精神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民盟杨浦区委委员、陈望道之孙，原文载于《世纪》2026年第2期，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