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涛

　　文博科普博主、民盟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盟员杨学涛发起的新媒体账号“北大老杨说文博”专注于文物、美学及中国文化符号的短视频科普。其代表作《看遍中国博物馆》一书，内容覆盖青铜器、玉器等九大文物门类，将冷硬的文物讲得有温度、有逻辑。《上海盟讯》新开辟“老杨说文博”专栏，将定期刊登相关文章，与广大盟员一同“看遍”博物馆，“读懂”文明。

　　同一个动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命运可能截然不同。中国的龙是祥瑞与皇权的象征，而西方的dragon却是喷火作恶的妖魔；中国的蝙蝠因谐音“福”而备受青睐，西方的蝙蝠却常与吸血鬼和黑暗联系在一起；就连我们身边忠诚的狗，在中文里也难逃“狗仗人势”“狐朋狗友”等贬义词的困扰，而在英语中，“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却满是褒奖之意。

　　那么，有没有一种动物能够跨越文化的藩篱、穿透历史的迷雾，成为全人类共同欣赏乃至崇拜的图腾呢？

　　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马。

　　从食物到伙伴：马如何改变了人类世界？

　　现代马（Equus ferus caballus）的祖先可追溯至约5500万年前北美洲的始祖马（Hyracotherium），体型如狐狸，前肢四趾、后肢三趾着地。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其体型逐渐增大，趾数减少，最终形成单蹄（奇蹄目）适应高速奔跑的现代马。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最早的驯化痕迹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哈萨克斯坦北部波泰（Botai）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留物中检测出马奶脂肪酸，骨骸也显示出被骑乘或牵引的痕迹，这标志着人类与马关系的根本转变——从猎物变为伙伴。

　　最初，马的价值在于肉、奶与皮。但很快，人类发现了它的运输潜能。公元前2000年左右，安德罗诺沃文化（今俄罗斯南部至中亚）率先使用马拉双轮战车，这种轻便、快速的作战平台迅速席卷欧亚大陆。在中国，殷墟（约公元前1300年）出土的车马坑中，一辆双轮马车配两匹或四匹马，车上配有青铜兵器与驭手遗骸，证明商代已建立成熟的战车体系。《诗经·小雅·车攻》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的记载，正是对贵族车战制度的生动写照。

　　战争之王：马如何重塑古代世界的权力格局？

　　若农业文明依赖牛耕，军事帝国则仰仗马蹄。从最初的战车辅助到后来的骑兵主导，马在战争中的角色经历了3次关键变革，每一次都深刻改写了人类文明的权力版图：

　　第一次跃迁：从战车到骑兵。

　　早期骑兵受限于无鞍无镫，难以在马上挥砍。中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骑术与装备，组建了中原第一支成规模、体系化的骑兵部队。这一改革不仅增强了赵国军力，更开启了中原王朝对抗匈奴的战略转型。与此同时，在西亚，亚述帝国（公元前9～7世纪）凭借铁制马具与复合弓，打造出令人生畏的重装骑兵。

　　第二次跃迁：马镫的革命性突破。

　　公元3～4世纪，中国北方的鲜卑部族发明了金属马镫。这一看似微小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骑士可以借蹬力稳定身体，双手持长矛冲锋或挥舞重型武器。考古学家在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公元415年葬）中出土了一对鎏金铜包木马镫，经考证为迄今世界最早的双马镫实物遗存。马镫传入欧洲后，直接催生了中世纪的重装骑士阶层，成为封建制度的重要军事基础。

　　第三次跃迁：良种马的战略价值。

　　汉武帝为对抗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之一便是引进“天马”。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盆地）产汗血宝马，“日行千里，流汗如血”。为获取汗血宝马，汉武帝于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两次发动远征大宛的战争，最终带回3000余匹良马，并在河西走廊设立“牧师苑”进行繁育。唐代更设“太仆寺”专管全国马政，巅峰时官营养马达70万匹。蒙古帝国横扫欧亚的军事奇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核心战力——耐寒、耐饥且可日行百里的蒙古马。成吉思汗的军队每人配备3～5匹马，通过“换马不换人”的策略实现持续高速机动，形成对敌军的压倒性优势。

　　可以说，在火药普及之前，谁掌握了优质马匹与先进骑兵战术，谁就掌握了陆权。

　　文心雕龙：马在中国诗词与绘画中的精神图腾

　　如果说战场上的马是力量的化身，那么文人笔下的马则是理想人格的投射。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马是志士仁人的镜像。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老马自喻，抒发不息的雄心。杜甫在《房兵曹胡马》中赞西域良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不仅描绘其形神兼备，更强调其可“托死生”的忠诚品格。李白则偏爱马的自由奔放，《侠客行》中“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将侠客与骏马融为一体，象征不受拘束的生命状态。

　　在绘画史上，马更是历代名家倾注心力的题材。唐代韩幹奉诏为玄宗御厩画马，其《照夜白图》以简劲线条勾勒出一匹被拴于木桩却昂首嘶鸣的骏马，眼神桀骜，肌肉紧绷，充满内在张力。北宋李公麟创“白描”技法，其《五马图》以墨线精准刻画西域进贡的5匹名马，每匹旁有黄庭坚题跋，详述其名、产地与特征，兼具艺术与史料价值。

　　至近现代，徐悲鸿的马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他融合西方解剖学与东方写意笔法，所绘奔马筋骨强健、鬃尾飞扬，常题“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等诗句，寄托抗战时期国人不屈的斗志。1941年创作的《奔马图》，一马昂首腾跃，背景留白如风雷激荡，被誉为“民族魂之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马在中国文化中还承载着祥瑞寓意。“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等成语深入人心。古人认为，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时，有龙马负图而出，故“龙马”成为圣王受命的吉兆。十二生肖中，午马位居第七，对应阳气最盛的正午，象征光明、活力与进取。

　　完美生灵：为何马能成为普世图腾？

　　综上可见，马之所以能超越东西方文化差异，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图腾，源于三重维度的完美统一：

　　其一，实用维度：作为前工业时代最高效的陆地动力源，马深度参与了人类的生产、交通与战争，是文明演进的关键推手。

　　其二，美学维度：其修长脖颈、流畅背线、强健四肢与奔跑时的韵律感，使其成为自然界中力量与优雅结合的典范，激发了全球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其三，精神维度：忠诚、勇毅、自由、坚韧——这些被人类普遍珍视的品质，在马身上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无论是在希腊神话中驮着柏勒洛丰斩杀喀迈拉的飞马佩加索斯，还是在中国昭陵六骏石刻中为李世民浴血奋战的飒露紫、拳毛騧，马都成为英雄叙事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2025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马日”，以表彰马在全球农业、体育、文化及生态保护中的持续贡献。这一举措，正是对马作为人类文明伙伴地位的当代确认。

　　马上就是农历马年了。当我们回望这匹与人类同行6000年的伙伴，会发现它早已不只是牲畜或坐骑，而是一面映照人类自身奋斗、理想与情感的镜子。它的蹄声，越过战场硝烟，也响彻诗卷丹青；它的身影，既在草原驰骋，也在星空永驻——这或许就是它能成为全人类共同图腾的终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