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驰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其实早在“五一口号”发布前，毛泽东就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告诉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5月1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阐释“五一口号”的内涵，具体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泛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议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稿，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1948年5月6日，民盟与民革、民进、致公、农工、救国会等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6月19日，民盟总部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现阶段工作纲领》，决定把开展新政协运动，积极准备新政协的召开作为重要任务。民盟总部宣传委员会拟定了《新政协的提出与本盟的态度讨论提纲》，正确说明了新政协的根据、性质、意义及民盟对新政协的态度诸问题，发动全盟开展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6月2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关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经中共香港分局及华润公司周密计划，自1948年9月起，将民主人士分七批秘密护送到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1948年9月29日，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抵达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在火车站迎接，将他们送至马迭尔宾馆，并与早在哈尔滨参加工联大会的朱学范（2月28日抵哈）和早前转道朝鲜抵哈的王绍鏊会合。

　　沈钧儒等一行抵哈后，当即与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0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慰问首批抵达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1月2日，沈阳解放，亦即东北全境解放。同日，李德全也由苏联抵临哈尔滨并入住马迭尔宾馆。

　　1948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两次指示精神，约请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王绍鏊、李德全、朱学范、高崇民举行第一次“新政协诸事”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

　　沈钧儒、蔡廷锴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尽快产生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代表。大家对新政协由各党派及各方面组织筹委会负责召集的办法，均感满意，一致同意新政协必须排除南京所有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

　　蔡廷锴、章伯钧提出关于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他们认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可产生中央临时政府，待全国统一后，再考虑成立正式的中央政府。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沈钧儒是在座者中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之一，他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提出：“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他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争取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归于徒劳，而且上了一个大当。”他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紧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谭平山在发言中则较为系统地强调：“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回复。”他指出：“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地实现。”

　　1948年10月23日，根据沈钧儒的提议，中共代表同各位民主人士在马迭尔宾馆进行了第二次座谈会，旨在进一步听取其具体意见和建议。

　　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参加新政协的范围问题，发言更为踊跃。大家一致赞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允其参加，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中共中央不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还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从而为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留有余地。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研究沈钧儒、谭平山等人所有意见和建议后回复：关于新政协筹备单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仍以平津教授为主，因为南方城市尚待解放，“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但仍以南洋华侨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者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列入致公党，因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社会贤达”改为“无党派人士”并作为一个单位为好。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一人，最多四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东北局负责人赶到马迭尔宾馆，将中共中央的上述答复同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举行第三次座谈会，并就有关事项再次商谈。对此，沈钧儒、谭平山等表示完全同意，并提出两点新的建议，望速告中共中央：一是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是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

　　11月20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以上“两点建议”。至此，经过三次座谈会，重要问题都已协商完成。

　　1948年11月25日，在马迭尔宾馆，众人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商并达成协议。至此，一份具有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特定标志意义的政治文件在这里达成。文件规定，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的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新政协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代表6人；新政协任务为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工作：《共同纲领》问题、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至此，新政协的召开已经具备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民盟中有沈钧儒、章伯钧、张澜、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七人参加。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与会的民盟代表共16位。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对新政协、新政权充满信心，他在致辞中指出：“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同时，他还勉励广大盟员：“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今天，我们仍要谨记张澜先生的教诲，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